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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當人們談論北京的時候，總慣於想起這個政治文化中心和國際大都市的固態硬碟明面，而容易忽略那些不甚光鮮的暗面。正因如此，最近意外遭曝光的“井底蝸居”群體，才會讓很多人覺得震驚甚至有些難堪。據媒體報道，在北京市朝陽區的多個熱力井內，蝸居著不少的洗車工、拾荒老人等社會底層人士，他們中有些人已“穴居”近20年。不過，在媒體曝光之後，有關部門已用水泥封堵了那些井口。
　　當媒體剛開始聚焦“井底蝸居”群體時，我就隱約有一種“不祥”的預感，擔心這些報道最終換來的不是職能部門的人文關懷，而是城管等部門的“定點清除”。如今的最新進展果然印證了當初的擔憂。現如今，蝸居多年的“家”已再也回不去，那些連付房租都很吃力的人再次被這座光鮮的城市“拋棄”信用貸款；而遭輿論拷問的相關職能部門，或許正在慶幸自己又一次乾凈利落地化解了危機。
　　儘管從客觀效果上來看，媒體的報道被一些職能部門當作了“舉報信”，但媒體在這件事中的做法無可設計裝潢指摘。聚焦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，關註容易被忽略的民生疾苦，原本就是體現媒體的良知和道義責任的舉動。相信記者將鏡頭對準“井底蝸居”群體時，或多或少都帶著幾分積極的期待，期待報道引發的圍觀能改變這些底層人士的命運。只不過，相關部門的做法辜負了媒體的善意和期待。
　　回想起來，近幾年有關部門對類似事件的處理，遵循的都是相同的治理模式，那就是“讓新聞事件當事人從輿論視線中消失”。當房租便宜的唐家嶺成為“蟻族”聚居地時，他們說高密度聚居存在安全隱患，應儘快騰退並限期整改；當北漂青年戴海飛設計出“蛋形蝸居借錢”時，他們說這種行為涉嫌私搭亂建，應儘快自行拆除……經常在民眾需要時“隱身”的他們，將選擇性執法的藝術玩到了極致。
　　從清剿“蟻族”到封堵“井底蝸居”，我們看不到職能部門的善意，能看到的只是他們在公共治理方面的冷酷和短見。他們或許以為，只要解決了製造問題的人，就等於解決了所有的問題。正是這種“見一例，滅一例”的外科手術式的治理方式，讓唐家嶺成為歷史之後又冒出了“蛋形蝸居”和“井底蝸居”。滿足於“治標不治本”的自欺，選擇性迴避根本性當鋪問題，必然會讓社會矛盾越積越多。
　　每次看到封堵“井底蝸居”之類的新聞，總會讓人有種錯覺：那些高喊“為人民服務”的人，難道與我們不是生活在同一個地球？在類似事件中，媒體看到的是弱勢群體的艱辛與困頓，而職能部門眼中的他們卻是“抹黑”城市形象的污點；公眾呼籲讓底層民眾能在城市裡感受到生活的尊嚴，職能部門反饋的卻是冷冰冰的驅逐令。民意與官意之間的錯位，進一步撕裂了官民之間脆弱的信任關係。
　　政府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，是檢驗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試金石。那些為了市容市貌而動輒驅逐弱勢群體的人，才是真正抹黑城市形象的“高級黑”。在百姓的罵聲中，這些職能部門應該反思，為何自己總是無法與民眾擁有共通的利益感受和情感共鳴。想明白了這個問題，改善政府在群眾眼中的形象才不是一句夢話。
（原標題：從清剿“蟻族”到封堵“井底蝸居”）
（編輯：SN093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