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人們談論北京的時候,總慣於想起這個政治文化中心和國際大都市的固態硬碟明面,而容易忽略那些不甚光鮮的暗面。正因如此,最近意外遭曝光的“井底蝸居”群體,才會讓很多人覺得震驚甚至有些難堪。據媒體報道,在北京市朝陽區的多個熱力井內,蝸居著不少的洗車工、拾荒老人等社會底層人士,他們中有些人已“穴居”近20年。不過,在媒體曝光之後,有關部門已用水泥封堵了那些井口。
  當媒體剛開始聚焦“井底蝸居”群體時,我就隱約有一種“不祥”的預感,擔心這些報道最終換來的不是職能部門的人文關懷,而是城管等部門的“定點清除”。如今的最新進展果然印證了當初的擔憂。現如今,蝸居多年的“家”已再也回不去,那些連付房租都很吃力的人再次被這座光鮮的城市“拋棄”信用貸款;而遭輿論拷問的相關職能部門,或許正在慶幸自己又一次乾凈利落地化解了危機。
  儘管從客觀效果上來看,媒體的報道被一些職能部門當作了“舉報信”,但媒體在這件事中的做法無可設計裝潢指摘。聚焦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,關註容易被忽略的民生疾苦,原本就是體現媒體的良知和道義責任的舉動。相信記者將鏡頭對準“井底蝸居”群體時,或多或少都帶著幾分積極的期待,期待報道引發的圍觀能改變這些底層人士的命運。只不過,相關部門的做法辜負了媒體的善意和期待。
  回想起來,近幾年有關部門對類似事件的處理,遵循的都是相同的治理模式,那就是“讓新聞事件當事人從輿論視線中消失”。當房租便宜的唐家嶺成為“蟻族”聚居地時,他們說高密度聚居存在安全隱患,應儘快騰退並限期整改;當北漂青年戴海飛設計出“蛋形蝸居借錢”時,他們說這種行為涉嫌私搭亂建,應儘快自行拆除……經常在民眾需要時“隱身”的他們,將選擇性執法的藝術玩到了極致。
  從清剿“蟻族”到封堵“井底蝸居”,我們看不到職能部門的善意,能看到的只是他們在公共治理方面的冷酷和短見。他們或許以為,只要解決了製造問題的人,就等於解決了所有的問題。正是這種“見一例,滅一例”的外科手術式的治理方式,讓唐家嶺成為歷史之後又冒出了“蛋形蝸居”和“井底蝸居”。滿足於“治標不治本”的自欺,選擇性迴避根本性當鋪問題,必然會讓社會矛盾越積越多。
  每次看到封堵“井底蝸居”之類的新聞,總會讓人有種錯覺:那些高喊“為人民服務”的人,難道與我們不是生活在同一個地球?在類似事件中,媒體看到的是弱勢群體的艱辛與困頓,而職能部門眼中的他們卻是“抹黑”城市形象的污點;公眾呼籲讓底層民眾能在城市裡感受到生活的尊嚴,職能部門反饋的卻是冷冰冰的驅逐令。民意與官意之間的錯位,進一步撕裂了官民之間脆弱的信任關係。
  政府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,是檢驗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試金石。那些為了市容市貌而動輒驅逐弱勢群體的人,才是真正抹黑城市形象的“高級黑”。在百姓的罵聲中,這些職能部門應該反思,為何自己總是無法與民眾擁有共通的利益感受和情感共鳴。想明白了這個問題,改善政府在群眾眼中的形象才不是一句夢話。
(原標題:從清剿“蟻族”到封堵“井底蝸居”)
(編輯:SN09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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